1954 年的一个冬日，一群美国科学家发现他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制造的一个装置足以导致世界末日。在夏威夷以西 2650 英里辽阔的太平洋上有一条小岛链，即比基尼环礁所在的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时间是 1954 年 3 月 1 日，比基尼环礁当地时间是凌晨4 时 29 分。在这群科学家中，已经有人对它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和伊西多·拉比（Isidor Rabi）都是参与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他们将这个装置称为“邪灵”（evil thing），并曾劝告杜鲁门总统不要批准研制。但它还是被造了出来，而且即将被引爆。
“邪灵”是一枚热核武器，或曰氢弹。它已经足够小，因而能够由美国空军轰炸机携带并投放。为防止美国公众知道它的存在，人们把即将进行的这场核试验代号称为“幸运城堡”（Castle Bravo）。

在比基尼环礁的另一头，十个人躲在一个混凝土掩体内，等待着未知命运，他们都拥有美国最高等级 Q 级安全许可，可以接触与核武器相关的最高机密。两个多小时后，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炸弹将会在 19 英里以外引爆。从来没有人距离这种炸弹将要释放岀的能量如此之近，人们预计其当量为 600 万吨 TNT——一种烈性炸药，意味着“幸运城堡”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战”期间投放到德国和日本炸弹总和的两倍，包括两枚原子弹在内。
由于国防科技的最新进展，到 1954 年，机械装置小型化速度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特别是核武器，其体型正在以科学家们在十年之前绝对无法想象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威力却越来越大。“幸运城堡”爆炸时释放的能量，将是 1945 年 8 月投放在广岛的那枚原子弹的 1000 倍，但重量仅仅是它的两倍多。
天还没亮，比基尼环礁头天晚上刚经历一场强降雨，椰子树和露兜树叶子挂满水珠。环礁低洼处覆盖着喜盐的海赤芍，一分钱硬币大小的壁虎在潮湿的白色沙滩上蹦来蹦去。代号为“70 号工作站”的掩体外形看起来很奇怪，长方形，面积较大，但是高度很低，装有防爆门，混凝土墙体有三英尺厚。除入口外，掩体其他部分都掩埋在 10 英尺的沙土下。掩体与环礁湖之间建有一条独立的混凝土海堤，它被设计用来抵挡爆炸引发的巨浪。附近还立有一个 300 英尺高的无线电天线塔，这使人们可以在掩体里直接与美国国防部官员和实施这项秘密行动的科学家通话，他们位于 60 英里外的特遣部队指挥舰、美国海军“埃斯蒂斯号“（USNS Estes）舰上。
掩体内的人是点火团队成员，包括 6 名工程师、3 名军队技术专家和 1 名核物理科学家。掩体内各式各样的电子设备通过数十英里长的防水电缆与“幸运城堡”核弹连接。核弹被部署在一个单独的小岛上，该岛距比基尼环礁泻湖 19 英里。
核武器工程师伯纳德·奥基夫（Bernard O'Keefe）曾参与试验保障，他后来回忆道：“在掩体内我们感到十分安全。”和费米与拉比一样，奥基夫也曾参与曼哈顿工程。但与两位核物理学家不同，他认为这枚氢弹是个好东西，会为美国带来安全。对此，国防科研会上人们起了争议，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奥基夫接着回忆道：“凌晨 4 点 30 分，我们听见科研主管的声音。”威廉·奥格尔（William Ogle）博士是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的科研主管。他使用岸舰无线电频道下达来自“埃斯蒂斯号”的指令。零时正在临近。
“启动倒计时。”奥格尔说。
奥基夫宣布：“2 小时准备。”在他旁边，点火团队另一名成员按下标有“2 小时准备”的红色按钮，核爆装置开始运转。在掩体内，伴随着倒计时的开始，据奥基夫回忆，总体氛围也由尚可忍受变为“让人感到非常痛苦”。
“70 号工作站”里面既粗糙又简陋，新浇筑的混凝土光秃秃地暴露在外，非常潮湿。工事里装着台球厅风格的反射灯，发出强烈的刺眼荧光。一个实验台上满是工程实验工具：无线电晶体管、长短不一的电线，还有一块烙铁。其中一面墙上挂有一块黑板，上面写了一个数学公式，但被擦去了一部分，已经无法读懂。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已接近零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说话，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沉重而不祥的沉默。
距离点火还有 16 分钟，终于有人开始说话。一名陆军无线电技师大声说：“不知今晚的牛排味道如何,我准备在实验结束后品尝一下。”这些牛排都存放在掩体后面一个冷柜里。“15 分钟准备。”奥基夫说。他的声音通过几十个扩音器传播出去,接收到这一信息的人包括科学家、士兵、水手、飞行员和政府官员，人数达数万名，他们分布在 14 艘远洋舰船、46 架飞机和 2 个气象站里。
现在，核爆炸已不可逆转，距离零时还有 15 分钟时间。拉尔夫·吉姆·弗里德曼（Ralph Jim Freedman）当时在另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安斯沃斯号”（USNS Ainsworth）上。他回忆道，奥基夫嗓音“清晰洪亮”。弗里德曼是一名 24 岁的核武器工程师。甲板上，一群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与弗里德曼站在一起。他们是设计制造这枚核弹的物理学家。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见证自己的研究成果——费米和拉比告诫杜鲁门总统不要批准研制的被称为“邪灵“的核武器。太阳还没有升起，周遭海面一片漆黑。奥基夫的声音如雷声一般滚滚而过。“所有携带护目镜的观测者，请戴好护目镜！”弗里德曼瞬间感到焦虑和心神不宁，他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好。他回忆道：“我和几名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住在一个舱室。他们有些人彻夜未眠，喝着芝华士，讨论着第二天的核试验。他们的谈话违反规定，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在核试验前安然入睡呢？”
“幸运城堡”按照“泰勒一乌拉姆”（Teller-Ulam）构型制造——如此命名是为纪念这种构型的共同设计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与斯坦尼斯拉夫·乌拉姆（Stanislaw Ulam）这两位物理学家。不像爆炸威力要远小于此的原子弹，这枚氢弹被设计成在亿分之一秒内，将自身极度收缩从而允许内部的氢同位素发生聚变，然后启动一系列的原子反应，或称核聚变，释放出潜在程度上数量无限大的能量以及放射性物质。
“这就意味着，”弗里德曼解释道，“鉴于地球大气层中的氢气含量，有百万分之一可能，当，幸运城堡，爆炸时，会点燃地球大气层。
一些科学家极其紧张，一些人甚至打赌这会否带来世界末日。” 对于弗里德曼而言，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经历大气层核试验。截至 1954 年，他已经在内华达州的陆上核试验场参与过十几次核试验，那个试验场位于拉斯维加斯以北 70 公里。弗里德曼曾经通过黑色的焊工专用眼镜见证过核爆现场，也见过蘑菇云。但“幸运城堡”不同以往，这将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核试验。
戴上护目镜后，弗里德曼把脸转向氢弹爆炸方向。距离引爆氢弹的零时已经不到两分钟，身边一名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开始失落地啜泣。“他把护目镜忘在了甲板下，”弗里德曼解释道，“下去拿已经来不及了。” 弗里德曼把自己的护目镜递给他。“我是个年轻人，”弗里德曼说，“这次试验对我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没有眼部防护，弗里德曼不得不转过身来，背对着氢弹。因此，弗里德曼没有看到“幸运城堡”爆炸瞬间的景象，而是看到了观察氢弹爆炸的科学家们。
扩音器里传出早已录制好的奥基夫计时录音，最后几秒钟的倒计时开始。没有一个人说话。“5、4、3、2、1”——引爆“幸运城堡”的零时到了。一束热核反应光线——也被称为“泰勒之光“——横空出世,像伽马射线一样布满了整个天空。热核反应产生的X射线使那些日常情况下不可见的物质也变得肉眼可见。通过泰勒之光，弗里德曼——此时,他正背对氢弹却面朝那些见证氢弹试验现场的科学家——可以看见这些科学家脸上的骨头。
“在我面前……他们是一群骷髅。”弗里德曼回忆道。他们的脸看起来不再是人形，只是下颌、眼眶、牙床和颅骨的组合体。在远处的海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核火球点亮了整个天空。火球直径 4.5 英里、高 9 英里，其爆炸强度是如此剧烈，以至于爆心以东 155 英里外一个海军气象站的工作人员充满敬畏地发现，本来漆黑一片的夜空竟被瞬间点亮，并持续长达 60 秒钟，真是令人痛苦。接着，蘑菇云开始生成。弗里德曼依然在看着那些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因为没有泰勒之光，弗里德曼视野里的景象逐渐恢复正常。“我看着他们的脸，”他回忆道，“注意着他们的反应。大多数人的嘴都合不上，眼球在来回地转。我记得这些眼睛，它们一直在动。我想，那里满是担心和恐惧。蘑菇云越来越大。”科学家们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一名科学家将两根手指放在眼前，在一群核武器工程师面前粗略计算着蘑菇云的扩张速度。爆炸当量显然已经超过原来预计的 600 万吨。“幸运城堡”的爆炸当量实际达到 1500 万吨之巨，没有人预计到它的威力会如此之大。
“蘑菇云宽度在当时本应是 15 英里或 20 英里。然而，实际上却是 40 英里，”弗里德曼解释道，“随着我身后的蘑菇云继续膨胀，我从一些科学家的脸上看出，他们认为大气层已经被点燃。他们的表情分明在说‘世界末日到了’。”时间慢慢过去。弗里德曼盯着这些惊恐不安的科学家。然后，快速膨胀的蘑菇云终于放慢了扩张速度。在弗里德曼看来，科学家们脸上原本充满极度恐惧和绝望，然而那样的神情很快一扫而光。“他们的面部表情由恐惧转为满意，”弗里德曼回忆道，“世界并没有灭亡，他们胜利了。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对自己做的事情很满意。”
在 60 秒内，蘑菇云高度就达到 5 万英尺，是当时民航飞机最高飞行高度的两倍。蘑菇云的盖最终达到惊人的 70 英里宽。蘑菇云巨大无比的“柄”，将上百万吨珊瑚礁粉末从海中吸走并卷入空气中，它们将被驱散至高空急流中，成为放射性尘埃。这些放射性珊瑚残骸将随之分布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突然间，风向意外发生 90 度转向，这意味着气象预报有误。大量放射性沉降物向东而来，也就是说，它将途经多艘特遣部队任务舰只以及“隆格拉普”（Rongelap）和“隆格里克”（Rongerik）两个有人居住的环礁。而且，沉降物的移动方向直指位于恩与岛的“70 号工作站”。
掩体内，点火团队一片沉寂。他们感受不到也看不到核火球，错过了泰勒之光。团队里的十个人只能逋过掩体内电子设备发岀的噪声去猜测并估计外面的情况。“核爆一定是导致电子设备发出噪声的主要原因。”奥基夫后来回忆。奥基夫曾经计算过，冲击波从爆心穿过宽 19 英里的泻湖到掠过掩体的盖子，时间需要 45 秒钟。仅仅 10 秒钟后，掩体就开始摇摆，奥基夫迅速意识到发生了意外。
“整个掩体都在移动，”奥基夫回忆道，“不是冲击波到来之前那种颤抖或震动，而是以一种缓慢但可察觉的、延绵起伏的方式在运动，就像船在摇晃一样。” 奥基夫感觉有点恶心，甚至想吐。“我的大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掩体在移动这样一种想法。”他说。他自己尽量把“掩体即将沉入大海”这种令人讨厌的想法从大脑里面驱逐出去。
“掩体外墙有三英尺厚，”他告诉自己，“它在这个岛上牢固得像一块岩石。”但物品的确在向外移动。工作台和墙上的东西开始嘎嘎作响，快速移动，并滑向地面。奥基夫看了一眼时钟。他知道冲击波从爆心到达掩体的预计时间。
“冲击波当时就已经到达恩与岛，根据计算，这完全不可能，”他回忆道，“但毫无疑问，掩体确实在移动，就像它被建造起来这件事一样，实实在在。”
灯光闪烁，墙壁开始扭曲，部分墙体内陷。后来，那扇钢制巨门像敲鼓一样，发出霹雳般的骇人巨响。“冲击波过后，后面的空气迅速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间”，一种“缓慢但让人难受的呼啸声“掠过掩体。点火团队的一个人摔倒在地，奥基夫看着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火花四溅，电池也发出喷溅声。一股水汽开始弥漫整个掩体。在这个灾难时刻,最坏的事情发生了。
“水！”有人大声叫道，“进水了！” 奥基夫惊得差点跳起来。他告诉自己，海浪来得太早了些，他认为也许周围整个海洋已经喷发，他和同事们将沉入海底，混凝土掩体也会变成水下墓穴。掩体内负总责的科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博士派一名陆军技师前去调查。掩体唯一的舷窗位于防爆铁门上，呈圆形。那名专家走到舷窗前，向外面观察。
“70 号工作站”没有被淹没，依然立在海岛之上。水来自一根爆裂的水管。奥基夫自愿携带一个“盖革”计数器冒险外出查探情况。其他几个同事也拿着“盖革”计数器跟了出来。
外部景象看起来远比预想的还要糟，棕桐树正在燃烧，地面上满是死鸟。目之所及，已无生命，而且他们感觉其他地方也不会有生命存在。太阳在核爆蘑菇云的后面，似乎已被弄脏。“空气中弥漫着白色粉末，”奥基夫回忆道，“我伸出手，很快就被一层类似滑石粉的物质覆盖。”奥基夫打开“盖革“计数器，准备测量一下辐射剂量，指针不停抖动，读数很不稳定。有人喊出了一个危险放射剂量。如果有人暴露在这种辐射水平下超过 25 分钟，就必死无疑。
人们跑回掩体。但在掩体里面，即使有 3 英尺厚的混凝土墙壁，放射性污染依然会危及生命。点火团队撤到掩体最里面的厕所，躲在两层混凝土墙体后面。约翰-克拉克（向指挥所）呼叫紧急撤离，但被告知此时派直升机来恩与岛太过危险。在设计“70 工作站”时，考虑了一万倍放射性防护。无论掩体内部情况如何，外部环境必然比里面的情况糟糕一万倍。点火团队必须在里面等到合适时机才能出来。他们被告知，致命的放射性水平最终都会下降。
再向东 80 英里外，另一场灾难正在降临。日本拖网渔船“祥龙五号”意外出现在美军军事管制区外 15 英里海面。“幸运城堡”氢弹被引爆后，拖网渔船上的许多日本渔民跑上甲板，注视着这一奇特景象——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他们惊愕地站在甲板上，看着核火球越变越大，直到白垩一样的物质——热核爆炸后具有极强放射性的珊瑚粉末开始从空中飘落。
回到日本后，船上所有渔民都深受放射性毒害之苦。6 个月后，“祥龙 5 号”首席无线电操作员爱吉久保山去世。“幸运城堡“的毁伤规模史无前例。它释放的能量是科学家预先计算的 2.5 倍。最后，此次试验成为史上最严重的放射性灾难。放射性污染物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以至于核爆两天以后，海军撤离了隆格拉普、隆格尼克、艾林吉纳埃岛和乌蒂里克环礁上的居民，这些岛礁位于爆炸点以东 75-300 英里。那里的大部分岛民都沾染了放射性尘埃。
接下来几天，世界其他 27 亿居民对发生在马绍尔群岛的这一切仍一无所知。原子能委员会发布了新闻审查令，要求媒体报道不得涉及大面积放射性沉降、四个岛礁的大规模人员撤离等核爆后果。“幸运城堡“仅是美国一系列氢弹试验中的首次核爆，这些氢弹试验在对外宣传中均被称为“武器试验”，其他相关信息也被列为机密。1954 年，卫星还没问世。因此，美国仍有能力将一万名工作人员与大量战舰飞机悄无声息地运送到世界某个无名角落，开展神秘的氢弹试验。美国国内民众对此也一无所知。
3 月 10 日，也就是美国引爆了一枚最终爆炸当量为 1500 万吨 TNT 的氢弹，并造成了环绕全球的致命核辐射沉降整整 9 天之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总统登上白宫新闻中心讲台，出席每周举行的总统全国新闻发布会。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情需要宣布。这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无关紧要。下周某个时间，我将开始在广播中探讨税收问题。”
但在日本，“祥龙 5 号”拖网渔船已经返港，渔民核辐射中毒的消息立即成为全球媒体头条。原子能委员会发布简短声明，声称“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例行性核试验”，但有一些人“非常意外”地遭受到了核辐射。
3 月 17 日，在白宫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梅里曼·史密斯（Merriman Smith）希望总统能简短介绍这种神秘的强大武器。“总统先生，”史密斯说，“国会原子能委员会昨晚说，我们拥有了一种氢弹，而且可以将它投放到世界任何角落。我想，您能否介绍下有关情况？” “不，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总统说道。而且，他确实什么都没说。
这是在“冷战”年代，到处都是机密。在幕后，关于“幸运城堡”核爆，艾森豪威尔总统了解到的信息却极其惊人，远超大多数人想象。总统的科技顾问们向他展示了一张绝密地图，上面标示了“幸运城堡”核爆在马绍尔群岛地区所造成的核沾染。科学家们将那张标有核沾染范围的地图与同比例尺的美国东部地图重叠起来。如果爆心位于华盛顿特区，而不是比基尼环礁，那么，大华盛顿一巴尔的摩地区所有居民现在都已死亡。如果没有“70 号工作站”那样的掩体作为防护，那么暴露在 5000 伦琴核辐射环境之下，在那生活的所有人将在几分钟内全部死去。即使是 150 英里外的费城，大部分居民也将在 1 小时内被核辐射杀死；在华盛顿以北 225 英里的纽约，一半居民将在夜幕降临前死亡。再往北，远至美加边界以内的居民都将暴露在 100 伦琴甚至更高剂量的核辐射之下，他们遭受的痛苦类似于“祥龙 5 号”上的渔夫。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无意将这些信息告知公众；与之相反，他却说无可奉告。核沾染范围地图仍将在此后数十年内被列为机密，但即便是总统,也无法控制国际社会对“幸运城堡“核爆越来越强烈的愤慨。很快，他被迫将此事公之于众。
研制热核武器或曰氢弹的秘密决定始于 5 年前，即 1949 年 8 月 29 日苏联试爆该国首枚原子弹后。当时美国突然之间丧失了自“二战”之后一直保有的核垄断地位，如何应对苏联挑战的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美国是否应采取更强有力的反制措施，抑或克制才是更合适的反应？苏联试爆原子弹后一个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委员们秘密召开会议，这是一个由核物理科学家组成的智囊团，他们将确定美国是否应该立即开始研制氢弹。委员会主席是曼哈顿工程科技主管、被世人称为“原子弹之父”的 J·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与会科学家“全体一致反对“美国寻求氢弹，他们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原因并不复杂。“很明显，使用这种武器将毁灭难以计数的人类生命，”他们说道，“使用它的决定，必将屠杀大量平民。”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已经造成数万人死亡，而一枚氢弹在一次打击中就会杀死数百万人。顾问委员会警告称，氢弹这种武器内含有“屠杀平民的政策”。
委员会其中两名成员，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和伊西多拉比感觉很有必要再增加一封信函或“附录”，以便总统阅读。“显然，这样一种武器根本不符合任何一种道德评价，”他们写道，“这种武器有无限的毁灭效果，这个事实使得它的存在以及制造它的知识技能，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巨大危险。”作为核武器事务官方咨询机构，虽然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一致反对研制氢弹，但在华盛顿特区，顾问委员会成员们并不是拥有权势和影响力的唯一一群核物理科学家。在任何激烈的科技竞赛中，幕后都有着激烈竞争。
当时，有另外一群核物理科学家极力支持研制氢弹，其代表是生于匈牙利的爱德华·泰勒及其顾问美国人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O.Lawrrence），他们当年也都曾参与曼哈顿工程。泰勒和劳伦斯都没有被选入顾问委员会，他们也没有参与建议杜鲁门总统放弃研制氢弹的请愿行动。泰勒和劳伦斯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原子能委员会都有极大的权威和影响力。意识到顾问委员会计划阻碍他们制造氢弹，泰勒私下拜访了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泰勒说：“我们必须了解热核装置的更多原理以便明确其军事意义。”泰勒认为，在持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面前，奥本海默愚蠢地被道德原则束缚了手脚。权势极大的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参议员麦克马洪（McMahon）表示赞同。他告诉泰勒，奥本海默团队的观点让“他感到恶心”。劳伦斯拜访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E.·李林塔尔（David E. Lillenthal）“如果我们没能先造岀氢弹，”劳伦斯警告称，“我们就完了，美国将不战而降。”
劳伦斯认为原子弹是“人类最大福祉之一”，同时认为氢弹是“从战争中获利的一种技术手段”。他拜访了原子能顾问委员会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劳伦斯对那些将道德原则引入决策的想法很生气。他们的谈话启发斯特劳斯决定直接向总统呼吁，“由无神论者组成的政权不太可能出于道德原因而放弃研制氢弹”，斯特劳斯认为必须研制氢弹。“如果苏联人首先研制出氢弹，灾难就差不多确定无疑必将降临。”麦克马洪告诉总统及其国家安全顾问。“我们要么造一个出来，要么就等待苏联人毫无预警地向我们扔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海军上将悉尼·索尔斯（Sidney Souers）说。
1950 年 1 月，杜鲁门总统授权紧急上马研制氢弹项目。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认为应该再建一座核武器实验室，以便与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形成竞争。竞争带来卓越，其对于登上至尊之位必不可少，这一理念将引领美国国防科技领域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劳伦斯被任命为新实验室主管，泰勒是他的特别科技顾问。这个实验室是加州大学放射性实验室的一个分支，位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西南 40 英里的利弗莫尔。利弗莫尔实验室在 1952 年春天正式运行，初始时有 123 名雇员，其中有 3 人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放射实验室，并且都是泰勒的学生：赫布·约克（Herb York），30岁，实验室首位科技主管；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24岁，实验室 A 分部负责人，从事氢弹研制；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29岁，B 分部负责人，专门研制小型高效原子弹。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虽然约克、布朗和福斯特将负责研发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但他们看起来显然都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然而，这三位科学家都将在 DARPA 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并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起初，实验室的核武器研发工作进展比较缓慢。尽管实验室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 1953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组织的一系列核武器试验完全失败。其中一次，爆炸释放出的能量很小，仅有约 200 吨 TNT，以致放置核武器的钢筋塔架在爆炸后依然屹立在沙漠中，仅仅发生弯折。全国报纸都疯狂转载这个畸形塔架照片，同时嘲笑利弗莫尔实验室“阳痿不举”。
后来科技主管约克回忆道:“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科学家在各种场合大肆嘲笑我们。”因此，尽管利弗莫尔实验室科研团队渴望由他们来研制世界首枚实战用氢弹，但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授权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接手“幸运城堡“号氢弹研制工作。在利弗莫尔实验室成立之前，泰勒就设计了氢弹构型，这也是他被认为是“氢弹之父“的原因。尽管如此，首次氢弹试验最终还是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进行。
在这个决定人类命运的 1954 年冬天，按照计划将在比基尼环状岛礁进行一系列氢弹核试验。按照计划，从 3 月 1 日到 5 月 14 日，进行 6 次均以“城堡”命名的氢弹试验，“幸运城堡”仅仅是第一个。其中 5 枚氢弹由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设计制造，另外 1 枚名为库恩（Koon）的氢弹由利弗莫尔实验室设计。同利弗莫尔实验室早期的努力一样，库恩也遭遇失败。库恩的爆炸当量仅有 11 万吨，没有达到百万吨级的设计目标。利弗莫尔实验室成立不久即面临着严峻的关停风险。如果竞争中的一方看起来根本无法取胜，那么竞争还有什么价值呢？泰勒及其弟子约克拒绝承认失败。饱受羞辱的他们决心在竞赛中打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幸运城堡”核试验 4 个月后，原子能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洛斯阿拉莫斯举行秘密会谈，讨论如何进一步优化和改进氢弹技术。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 4 年半以前反对研制氢弹者。奥本海默没有出现。有关部门以他是共产主义者为由，取消了他接触国家安全信息的许可，而且终身不得再从事政府部门相关工作。此事向防务科学家们传递出了强烈信号。对于他们来说，提出不同意见的空间已经非常狭小，更不用说列举道德理由进行反对。相关道德讨论或者关于氢弹是个危险事物之说全部消散无形。氢弹现在是美军武库组成部分。作为委员会成员，这些科学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伊西多·拉比取代奥本海默成为委员会主席。拉比为氢弹欢呼鼓舞，称氢弹将在“核武器领域带来一场全新革命”。拉比说，科技进步正在催生新一代高科技武器，并为热核武器这个新家族铺平道路，它的出现“将会使大量武器，从战术级武器到数百万吨当量的战略级武器，成为过时库存或降低其效能”。即便在这样一种科技进步狂飙突进的氛围下，利弗莫尔实验室依然地位不稳。它的 3 次核试验，在内华达试验场代号为“露丝”（Ruth）和“蕾”（Ray）的 2 次以及在马绍尔群岛代号为“库恩”的 1 次，均告失败。
1954 年 7 月，顾问委员会在新墨西哥召开会议，讨论设立第二个实验室的决策是否正确。拉比称利弗莫尔实验室为“外行”，考虑到利弗莫尔实验室全部工作都围绕氢弹展开，那么它的失败就更加明显。拉比称，利弗莫尔实验室不需要像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那样承担任何国家安全任务，包括建设国家武器储备库存在内。在 1954 年夏天，看起来利弗莫尔实验室很快就要关闭。但是，利弗莫尔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约克以及劳伦斯的特别顾问泰勒早已准备好面对这一切。他们也来到新墨西哥向顾问委员会陈述观点。会议第 3 天，约克和泰勒代表利弗莫尔实验室提出一种新武器构想。
“幸运城堡”爆炸当量为 1500 万吨，利弗莫尔实验室提岀要制造两枚超级氢弹，他们将其命名为“圭表”（Gnomon）和“日晷”（Sundial）。这实际是个文字游戏,圭表和日晷是两种早就为人所熟知的古代科学装置，用于测量日影长短。约克和泰勒说，超级氢弹爆炸当量将达 100 亿吨，其将有能力在一次打击中毁灭整个大陆。对于他们的构想，人们付之一笑。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惊诧不已。在仅存的唯一一份会议记录上，委员会成员詹姆斯·惠特曼（James Whitman）博士表达了自己的震惊，并说 100 亿吨当量的核爆炸将会沾染整个地球。泰勒坚决捍卫自己的观点，自夸劳伦斯已经与空军接触，而且空军表示感兴趣。拉比认为这个计划纯属“哗众取宠”，建造 100 亿吨当量核武器的计划就此搁置，但利弗莫尔实验室被允许保留下来。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五角大楼的核威慑战略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概念之上。其核心要义是，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不愿意向对方发起核打击，因为这必将招致对方的同等反击，并最终将导致双方走向毁灭。在兰德公司，分析师开始将“囚徒困境“策略应用到核武器发射上，始终谨记的主导原则就是“不信任”。这使兰德公司分析师艾伯特·沃尔施泰特（Albert Wohlstetter）开始逐渐揭露“相互确保摧毁战略带来安全”概念的缺陷。沃尔施泰特认为，“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信徒根本就没有机会实践这一理论。如果其中一方有办法通过“首次打击“成功实施斩首行动，那么它将很可能主动发起攻击以确保自身优势地位。据沃尔施泰特所言，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核战略，在这种核战略下，美国应该在全美各地隐藏更多坚固的导弹发射井以及更多核武器，并且其数量要多于苏联在一次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中所能摧毁的数量。沃尔施泰特这一理论就是后来著名的“二次核反击“理论。
美国关于“二次核反击“威慑战略的政策名叫“核打击效应目标选择”（Nuclear Utilization TargetSelection，NUTS）。艾森豪威尔总统开始注意到这种疯狂。“幸运城堡“试爆成功次年，苏联就成功试爆本国实战型氢弹。如果不阻止这一切，那么军备竞赛就会继续升级。在一次内阁讲话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岀是否可以停止核试验。他要求政府部门调査研究在当前轨道上停止核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但这一构想很快就夭折了，因为经过一个月的研究与讨论，国务院、原子能委员会、中情局和国防部一致反对停止核试验。他们认为，大气层核试验必须继续，国家的安全与防御建立在更多核武器与更多核试验之上。总统顾问转而鼓励艾森豪威尔将注意力放在推动“民防“这一全国性工作上来，以便在遭受苏联核打击时保护平民，这个项目并不太受欢迎。这项工作后来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刚成立 3 年的联邦民防署承担。
20 世纪 50 年代的民防工程目的是在遭到首次核打击后，能够让人们在地下生活一段时间。建设全国性地下掩体网络的工作一直都在陆续进行。顾问告诉总统，他的支持将激发国民士气，但这个主意令艾森豪威尔极度纠结。自从有人向他展示了“幸运城堡”氢弹试爆后的核辐射沉降物分布图，艾森豪威尔就知道民防工程多么不可靠，数千万美国人注定将在遭到核打击后的最初几小时内死去，认为躲入民用地下掩体就足够安全的观点不足为信。
远的不说，“70 号工作站”掩体内人们的经历就足以说明问题。“70 号工作站”没有窗户，由 3 英尺厚混凝土结构墙体和钢制大门精心打造，深埋于地下 10 英尺,外面有一条壕沟环绕，掩体里面另有一堵防爆扶墙。即便拥有这样的 10000 倍防护，里面的人几乎全部因核辐射而死，他们差点没能活着离开恩与岛。
在“70 号工作站”的厕所内躲藏 11 个小时后，里面的人最终在一次精心策划、严密实施的军事行动中，被两架陆军直升机从死亡区域带离。直升机飞行员是万人核试验团队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动用当时最先进的救援与通信装备。救援队的救援任务不超过 12 个，其中大部分曾进行过预演。“幸运城堡“氢弹试验是一次精心组织的科学实验，而一旦核打击真正袭来，将会有大量伤亡和混乱，人们只能自保。
核打击发生时，如果你恰好在户外，即使距离核爆原点有 40 英里，那么前往民防避难所的路程都有可能存在致命风险。冲击波与辐射将会撕裂人的肺脏，震碎人的鼓膜，造成器官破裂。被连根拔起的树木、铁皮、碎玻璃、电线、木头、石块、管子、电线杆……所有一切都会被击碎，然后以每小时 150 英里的速度被“吸”入空中。在正常理智的情况下，总统怎么能去推动公众支持这样一个项目呢？
他知道这个项目与其说是在拯救民众，不如说有可能杀死更多人。荒诞的是，在遭受苏联核打击情况下，却有一个在现实中已经完全成形的计划，以确保总统及其阁员能够存活下来。一个政府行政部门版的“70 号工作站”掩体刚刚完工，就建在宾夕法尼亚州界的戴维营以北 6 英里处。这个名叫“鸦岩山综合设施”的地下指挥中心建在花岗岩山体内，给总统提供的防护等同于 1000 英尺厚墙体。
“鸦岩山综合设施“简称“R 工程”，被设计成能够承受 1500 万吨爆炸当量的直接打击的地下掩体。总统地下掩体的想法，最初来自美国陆军军事情报机构在二战后搜査纳粹德国地下掩体工程时获得的启发。人们认为，正是得益于几位顶级纳粹科学家的地下工程技术，大量纳粹高级指挥官才得以在柏林幸存。这些科学家包括弗朗茨·克萨维尔·多施（Franz Xaver Dorsch）、瓦尔特·谢博（Walter Schieber）和乔治·里克海伊（Georg Rickhey）三位，他们在战后都为美国陆军工作，从事机密的地下工程项目，这个项目就包括著名的“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ship）的一部分。
“鸦岩山综合设施”计划最初于 1948 年提出，其中一部分内容由里克海伊提岀。该项目在1949 年 8 月苏联试爆该国首枚原子弹（被西方称为“乔一1”号）之后不久启动。到 1950 年，建设团队就在绝密情况下开始夜以继日地建造美国第一座总统地下掩体和指挥所。“R 工程”共有三层，设有总统及其顾问的生活区、医院、礼拜堂、理发店、图书馆和蓄水池。1954 年掩体完工时，该工程耗资已达 10 亿美元，相当于 2015 年的 90 亿美元。在面临核打击威胁时，总统将会乘直升机从白宫前草坪出发前往“鸦岩山综合设施”起降平台，路上大约耗时 35 分钟。但是，在遭受核打击时撤入地下的想法让艾森豪威尔总统很是沮丧。关于政府在遭受核打击之后将会怎样，他对阁员讲述了自己的观点：“就像暗夜中的独眼人一样，政府继续存在并且还带有一定连续性。” 在总统纠结于这个难题时，民防工程项目仍在不断推进。“幸运城堡”氢弹核试验的细节，鸦岩山指挥中心的存在，以及民防工程不可信赖，所有这一切民众都一无所知。
在内华达和马绍尔群岛，核试验频率丝毫没有减弱。但是，围绕“幸运城堡“氢弹放射性沉降的讨论与媒体关注，使民众逐渐开始质疑民防工程的可靠性。
1955 年 2 月，为搞清楚民防工程对美国民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展开了一项联邦级别调査。调査委员会由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领队，他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垄断行为而著称。这些参议院会议将以“基福弗听证会“留名后世，令人震撼的新消息在此期间不断被披露出来。
民防工程有两个平行着力点：一是那些将要留在城市并寻找避难场所的人，二是那些要试着离开的人。核打击目标往往都是大城市，市中心的人们被建议尽快赶往防空洞式的地下避难所。至于那些能够离开的人，联邦民防署说他们最好撤离城市。听证会上，参议员的质疑一个接着一个。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大城市之外的很多地方不过是一些开阔乡村，这些城里人该往哪里撤？另外，他们又该吃些什么？联邦民防署署长弗雷德里克·彼得森（Frederick Peterson）出席做证。这位前内布拉斯加州州长在宣誓后解释说，民防署计划在全国各地进出各大城市的高速路边上挖掘 3 英尺深、2 英尺宽的壕沟。彼得森说，城市遭核弹袭击时，那些已经出城的人应立即停车，弃车躺到壕沟里，然后在自己身上盖上泥土。与公众一样，首次知晓这一情况的基福弗参议员惊得目瞪口呆。政府可以利用科学技术释放出如同太阳般强大的能量，但是在涉及民防问题时，这难道是他们能够想到的最好办法？
基福弗可不是那种轻信之辈，他问道：“那么在壕沟里面，食品、水和卫生设备等事项又是怎么安排的呢？”彼得森张口结舌半天之后才承认：“很显然，如果这些壕沟修建得非常仓促紧急，那其中就不会有卫生设备。”但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可以使用一种混凝土浇筑的管道代替肮脏的壕沟，这些管道直径 4 英尺，会被安放在大路边上。彼得森说，当城市遭到核打击时，已经离开城市的人应立即停车，弃车爬进管道里。彼得森解释道，过一段时间，联邦紧急救援人员就会过来，为管道覆盖上泥土。马塞州共和党参议员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Leverett Saltonstall）对此深感震惊。他告诉彼得森，成百上千万极度惊恐的逃难者在缺乏新鲜空气、水和食品、卫生设备的情况下，躲在混凝土浇筑的管道里等候核大战结束，是无法想象的。另外，谁知道这一切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参议员索顿斯托尔说他宁愿躺在肮脏的沟渠里，也不愿“爬进一个英里长，没有出口的混凝土管道里”。
索顿斯托尔告诉大家他的担忧，那就是众多美国同胞在求生欲望支配下大打岀手，造成的混乱将会毁灭—切。接下来的问题是食品。委员会成员希望知道在核大战时，政府打算如何帮助那些疏散者解决吃饭问题。彼得森回答说，美国政府将会开办饭堂，但能够供给的食品数量非常有限。“罐装食品不能食用。”他解释道，因为射线将穿透铝罐。他勉强承认，由于大部分电力供应都会中断，“冰箱里的东西也不能吃”。他在誓言约束下承认，真相并不完美，而是“赤裸裸的，极其残酷、肮脏和悲惨”。
“我们将从农田里直接收割小麦，喝小麦稀饭，吃玉米饼以及尚未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各类动物，只要我们还能抓得到它们就行。”委员会告诉彼得森，民防署的撤离计划尚不充分。几个小时后，民防概念就成了国民嘲弄的对象。尽管如此，核试验频率依然没有降下来——随后两年里，美国试爆 18 枚核武器，苏联试爆 25 枚核武器。